在L.E.K.咨询公司的亚太生命科学创新智库的启动仪式上,L.E.K.澳大利亚生命科学与医疗业务联合负责人、合伙人Stephanie Newey主持了一场关于亚太地区医疗创新未来的专题讨论。

各位嘉宾分享了他们的观点,并引导在场观众从不同的角度思考我们如何在亚太地区的医疗领域寻求和促进创新,并将创新付诸实践。以下内容节选自会议讨论。出席的专题讨论小组成员有: 

首先,在座各位如何看待亚太地区及其重要性?真正的机遇又在哪里?

Gordon Cameron:“我们认为亚太地区的未来非常重要。由于人口众多,医疗负担也在稳步增加,因此这里所需要的支持也在不断增长。我们看到,亚洲面临着创新的巨大机遇,而创新能带来真正的改变。我们已经采取措施保证走在创新前沿,比如建立新加坡的疫苗实验室。我们也越来越多地将创新从海外引进到亚洲,引进速度也非常之快。这使得我们能够缩短产品注册时间,更快地诊断患者,并加速患者获得(新)产品的过程。”

我们总是把亚太地区的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除了地域因素,还有什么原因能让它被当作一个整体区域来看待?还有其它共同点吗?

Julien de Salaberry: “除了地理位置,没有什么其它因素了。亚太地区国家在文化、法规、医疗投资方式以及创新方式上都存在差异。不过,我们也开始看到有更多的跨境创新——如“平安好医生”与Grab 建立合作,开始巩固它们在东南亚的地位,这让人耳目一新。现在,Grab正在与万事达(MasterCard) 建立预付卡的合作关系,使收入金字塔底端的人群也能够获得医疗健康服务。很新奇地能看到该地区的企业能建立正确的合作伙伴关系,开始自主创新。”

Dorthe Mikkelsen: “我们不应忽视的一点是,医疗保健可以成为凝聚力。各个国家都面临着改善整个地区的医疗保健这一共同目标。这个目标能让亚太地区的所有国家团结在一起,在不同方面,例如监管领域进行协作。比如有些疾病在这个地区蔓延,各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合作开发新的药物和疫苗,以防止疾病的传播。”

亚太地区正在以何种方式为世界带来创新?它将在哪些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Carl Firth: “我认为创新将来自本地的产业和公司。在韩国和中国等这些主要创新中心,创新都来自当地。如果我们从跨国公司的角度考虑,跨国企业并没有在亚太地区获得很多创新的成果。我认为我们需要回顾跨国公司来到亚太地区的初衷。他们来这里不是因为这里的大学或临床试验,而是因为这里有商业市场。他们在亚太投资,也是为了获得亚太市场的市场准入和商业化的优势。每个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都必须提供激励措施,吸引公司。但当激励措施枯竭时,公司也就没有理由再驻足。

然而,除了激励之外,我们还必须了解这个国家有哪些具体的优势。我们(亚狮康制药)来到新加坡,是因为这里拥有领先的医学转化中心,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另外的原因是我们关注亚洲的常见疾病,新加坡还有世界一流的医学专家,例如胃癌专家等。在考虑生物技术或跨国公司应该如何在新加坡开展业务的时候,我们必须先找到并关注新加坡本身的优势。”

Gordon Cameron: “我认为,(过去)这个行业的创新一直专注于公司内部研发、投资,然后进行 I/II/III期临床试验,最后推出新产品。我不认为这种模式现在仍然可行。对于我们而言(武田制药),创新意味着更多的与当地组织合作,我们现在与150多家企业或组织保持着合作关系,从数字化组织到大学,再到规模较小的生物技术公司。对我个人而言,创新就发生在亚太本地中,但我们没能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我们不应该再用传统的眼光来看待研发,现在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努力。”

Julien de Salaberry: “在过去的四年中,我们看到亚太区惊人的增长和创新态势。亚太地区的企业家正在建立自己的医疗保健生态来开发解决方案,这一点从它们的筹资活动就可以看出。2017年,健康科技领域的风险投资达到30亿美元。而在2018年,仅上半年这一数值就已经超过了30亿美元,第三季度更是达到了50亿美元。2018年健康科技领域的风险投资预计是50亿美元,但根据现在的情况,这一数值有望达到60亿美元。也就是说2018年的资金将是2017年的两倍,2014年的四倍。有了投资,亚洲企业家们也就有了创新动力。现在我们看到不管是大型制药企业还是投资者,都对创新有极大的兴趣。” 


关于L.E.K.生命科学创新智库

亚太地区生命科学创新智库是由L.E.K.建立并得到新加坡经济发展理事会支持的项目,旨在推动思想引领和创新,优化亚太地区生命科学行业。该项目将利用L.E.K.在生命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结合新加坡强大的研究生态系统,推动知识产权和相关行业知识的发展。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lek.com/apaccoe

Asia-Pac Life Sciences Centre of Excellence


现在仍有需求未被满足,您认为围绕这些需求的创新热点在哪里?创新趋势是什么?

Julien de Salaberry: “早在2013年和2014年,很多B2C模式都是围绕着寻医、给医生打分等服务展开。现在,我们看到资金更多地流向了研究领域,比如研制新药、利用人工智能研究基因组和进行临床试验管理等。寻求真实世界证据的相关研究也获得了大量资本的青睐。但更具体的问题是,在整合收集信息和证据之后,我们如何将其转化为有实际意义的见解。中国在这一方面就做得很好。大量的投资流向了诊断领域,更具体地说是诊断相关支持项目,从人工智能到CT扫描,再到分诊,这些都能帮助患者通过早期诊断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

健康科技是创新的载体之一,还有什么其他的创新载体?

Carl Firth: “我们审视亚洲时必须思考是什么让亚洲与众不同。很明显,这里的疾病种类首先就不一样。我认为一些最振奋人心的创新正是由此而生。亚狮康致力于治疗在亚洲发病率高的疾病。比如胆管癌,在美国,每年有 1.2万名胆管癌患者,而在亚洲,这一数字超过了 20万。再比如胃癌,在美国有3万名胃癌患者,但在亚洲则多达100多万。

现在,我们开始通过诸如精准医疗等各种的方法了解亚太患者的发病模式。例如,新加坡和中国分别对100万新加坡公民和10万中国公民进行了基因组测序和临床相关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在此基础上双方联合开展了科技创新活动,以寻求突破。美国也有一个类似的模式。正是通过这些科技创新,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亚洲人群的疾病特征。我们能通过分析基因数据库获得一个普通白人男性50岁时的疾病状况,以及未来患病的风险因素,但现在的基因数据库还不能告诉我们亚洲人群的基因表型。(这项科技创新活动)是我认为最令人兴奋的科技领域之一,它将在未来催生出一个全新的领域。”

如果亚太区将要成为全球的地区之一,我们必须克服哪些挑战?

Julien de Salaberry: “数字和健康科技方面存在三大阻力。第一个是资金。我前面提到的关于筹资相关的例子就可以体现这方面已经发生了很多重要的变化。但事实上,资金还不够充足。许多处于早期阶段的创新项目缺乏足够的现金来实现进一步的发展。第二个是该地区的规章制度。目前,情况也有所改善。新加坡监管机构现在也有相应的监管沙盒。一些围绕数字创新项目的实验性政策也在平稳推进。此外,中国政府去年4月也发布了具有实质意义的政策,正在积极听取行业的反馈。第三个是医疗健康领域的专业人员对创新技术与产品的接受程度。”

Dorthe Mikkelsen: “另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是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对于任何有着漫长发展周期的创新来说都是必需的,这在医疗行业司空见惯。例如歌曲创作的知识产权期限是作者从去世日起后70年。对于家具设计而言,许多国家都规定,知识产权期限为设计师去世后30年。相比之下,能够拯救数百万人生命的创新药物知识产权保护期限只有20年。因此,我们必须保证这 20年能为创新和长期投资带来激励。” 

Gordon Cameron: “对我们来说,最大的瓶颈是亚太地区30亿人口无法获得安全、快速的诊断。如果患者一开始就没有得到正确的诊断,仅仅让患者获得药物来改善健康状况是不够的。他们不清楚自己患了什么病,(或者)拿到药的时候,他们可能已经病重了。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与其他有志于帮助病人得到正确诊断的组织合作,合作伙伴可以是患者组织、医疗器械公司,也可能是其他利益相关者。提高诊断率是关键,并且只有和亚太地区的相关组织合作才能实现这一点。”

Carl Firth: “利用精准医疗为特定的小群体患者开发疗法时,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要找到商业上可行的模式,让患者能买得起这些药物。比如,亚太地区的某种罕见病患者,他们就负担不起定价高达100万美元(Car-T治疗方案的价格)的治疗方案。在美国和欧洲市场,我们尚且都还在探索可行的商业模式之中,更不要说在亚太地区了。我们需要新的商业化、药品生产和医药流通的可行模式,以及新的研发实验和监管模式,以便更快地为患者带来合适的创新药物。我们必须把这些药物推向市场,提供给病人,并对医生进行培训,让我们能大幅降低药品价格,真正让患者获得可以负担的创新药物。”


主持人

Stephanie Newey,L.E.K.合伙人,澳大利亚生命科学与医疗业务的联合负责人。 她在战略和咨询方面拥有超过17年的经验,在生物制药和生命科学、医疗技术和医疗服务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Stephanie擅长与企业紧密合作,制定转型增长战略,实现业绩的改善。Stephanie拥有在一家大型跨国制药企业的工作经验,这为她对生物制药和医疗行业的深刻见解提供了支持。

专题讨论小组成员 

Gordon Cameron,2009年加入武田制药,自2015年1月起担任副总裁兼亚太地区负责人,业务遍及澳大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台湾、泰国和越南。Gordon在整个亚太地区拥有丰富的经验,对医疗行业的复杂性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曾担任药物管线和上市负责人,以及武田制药的南亚负责人。此前他还在昆泰(Quintiles)工作多年,并担任该公司全球业务副总裁。

Carl Firth 博士,亚狮康制药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2010年,Firth博士创立了亚狮康公司,成为新加坡的第一家上市生物科技公司,目前在纳斯达克(Nasdaq)和台北交易所(Taipei Exchange)上市。创立亚狮康之前,Carl是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亚洲医疗保健业务负责人,曾在阿斯利康(AstraZeneca)担任多个职位逾10年。Carl是新加坡健康与生物医学科学国际咨询委员会的成员,新加坡Exploit Technologies的独立董事,还是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的副教授。

Dorthe Mikkelsen,MSD亚太区总裁、全球高级副总裁和MSD全球领导团队成员。她是无国界医生组织“ 母亲”项目的执行大使,该项目为期10年,耗资5亿美元,致力于改善产妇健康。Dorthe在诺和诺德 (Novo Nordisk)开启职业生涯,并于1997年在丹麦加入了MSD。她曾担任MSD中欧和全球多元化品牌的高级副总裁。2010年至2016年,她担任丹麦制药工业协会(Danish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董事会主席,并担任丹麦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董事会成员。Dorthe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救护车公司Falck的董事会成员。

Julien de Salaberry,Galen Growth Asia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该公司的使命是通过行业伙伴关系扩大数字健康创新,在亚洲各地建立可持续的、充满活力的健康科技生态系统。Julien是一位医疗改革推动者和支持者,在欧洲、中东和亚洲领先的全球制药和医疗设备公司拥有20年的工作经验。2012年,Julien还创立了小型风险投资和咨询公司The Propell Group,并于2016年联合创立了全球癌症研究与商业化基金(Global Cancer Research & commercial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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